“父亲说：吃蟹是风雅的事，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。先折蟹脚，后开蟹斗……脚上的拳头（即关节）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，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……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……蟹整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……父亲吃蟹真是内行，吃得非常干净。所以陈妈妈说：”老爷吃下来的蟹壳，真是蟹壳。”
这段文字不少读者极为熟稔，丰子恺先生寥寥数笔，便在《吃蟹》中勾勒出一位中国吃蟹人的最高境界。
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第一食蟹者为天下勇敢之最，传说为巴解也。”其依据便是一个神话传说——大禹治水时，巴解督工为民除害烧杀损粮害人的“夹人虫”。人们为了感激第一个吃螃蟹的巴解，把巴解的”解”字下面加了个“虫”字，称“夹人虫”为“蟹”，并塑像于昆山巴城，诚为敬仰先民大智大勇之创世精神。
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、上海地区崧泽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蟹壳，其中大部分为烤制。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对于螃蟹的烹饪方式也是各有所长。
西汉文帝至武帝初年的楚王宗室成员刘治之墓，在2003年被专家成功挖掘，出土的八个陶罐中有四个为食物留存，分别为万鱼（鱼子）、鸡骨、鱼骨和螃蟹。尤其是最后一个螃蟹，刚出土时呈现出金黄色，螃蟹个体清晰可见，脱水后呈现白色粉末状。结合当时一起出土的青铜器皿，初步推断使用煮法制熟。而煮法可有两种工艺选择，一种是像元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中的“螃蟹羹”那样，纯以水加调料煮之；另一种则是“酒煮蟹”系酒隔水煮的方法制作。这两种煮法流行的地域，都在江浙一带。与刘治生前所在地区相当、其所涉及的饮器和主要调料，在刘治时代均已具备。
而后期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记载着一种剥壳蒸蟹法：将蟹剥壳，取肉取黄，仍置壳中，放五六只在生鸡蛋上蒸之。上桌时完然一蟹。惟去爪脚。比炒蟹粉觉有新色。
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的“烤”“煮”“蒸”方式，在这之前，对待螃蟹还有其他的烹饪方式。
往前来看，在《周礼·庖人》里记载的周天子吃的那种“青州之蟹胥”，就是中文典籍里关于螃蟹最早的记载了。而蟹胥就是把蟹剁碎，腌制后得到的蟹酱，这种做法往往用来处理腥味极重的海蟹。从各方面推论，周天子吃的，很可能是用一种海蟹——梭子蟹——制作的蟹酱。
相对于湖蟹来说，海蟹腥味远大于蟹味。因此古人在把海蟹当做食物的时候，想尽了一切的办法。清人说：“剔肉晒干存贮，用时水泡软脍，稍加芫荽。又，蟹肉脍石膏豆腐，多加鲜汁”。甚至在唐.段成式《酉阳杂俎?卷七?酒食》中是这样记载的：何胤侈于味,食必方丈。后稍欲去其甚者,犹食白鮔腊、糖蟹。拿糖来腌渍海蟹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台湾福建海峡两地有一个共同的名菜，便是用了海蟹——红蟳。而且充分发挥了红蟳的特点，扬长避短，直接把蟹放在了米饭的上面进行蒸制。让蟹的味道充分融入到米饭之中。这道菜营养丰富，鲜美绵长，不管是台湾还是福建，都大受人民群众的欢迎，成为了两地共同的特色菜。
几年来黄油蟹，成为了人们的新宠。黄油蟹是粤港澳等地近段时间新兴食用的名贵蟹种，逢炎夏产卵季节，浅滩水温升高，膏蟹受到刺激，蟹体内的蟹膏分解成金黄色的油质，然后渗透至体内各处，蟹身呈现橙黄色，故被称为黄油蟹。人们对于蟹膏的看重促使了黄油蟹价格的上涨。在这之前，人们是重视蟹肉的，期间口味不断发生改变，直到刘成勋在《清异录》中提到：十万螯不若一蟹黄。肉与黄的高下才盖棺定论。
除了本土的蟹种发扬光大外，众吃货还纷纷引进了国外品种，诸如体型巨大的帝王蟹，大块头敢上树的椰子蟹，澳洲的雪蟹等多种多样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这样螃蟹肉量非同一般，很容易让人大快朵颐，当然价格也是不菲的。不过对于这些螃蟹受到食材自身的限定，吃法也往往有限，冰镇吃腿，烧烤烹饪，形式多样。
除了上述的螃蟹品种外，在中国，地位最高的是大闸蟹，尤以阳澄湖产出的为上品。
阳澄湖大闸蟹的悠久历史，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多年。
唐代时阳澄湖大闸蟹就作为贡品送进京城，《吴郡志·风俗》上记载，吴人喜食蟹，昆山蔚州村（现为巴城镇绰墩山村）产蟹“大而肥美，土人藏之，鬻于市，俗谓之看灯蟹”。
宋朝傅肱所著作的《蟹经》一书中记载道：“江浙诸郡皆出蟹，而苏尤多。”位于阳澄湖畔的郁州吴塘蟹，更是肉肥黄多，味道鲜美。
《辞海》（1999缩印版第506页）中载道：“阳澄湖……水产资源丰富，富灌溉、养殖之利，以产河蟹著名。”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蟹，自古以来阳澄湖以及周边地区便是螃蟹的天堂，里面的螃蟹各个身材魁梧。当中最大的，据莫旦《苏州赋》注释云：“有及斤一枚者”，一只大蟹要一斤重，这在今天看来达到这个个头的大闸蟹是极为罕见的了。也无怪大诗人李白曾赞道：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，乘月醉高台”。中国的文化，从此便把蟹文化加入了进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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